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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先生因病逝世。笔者注意到，除了《科学时报》和上海本地媒体等，各地几乎少有报道。记得2005年，著名科学家黄昆先生逝世后，社会公众的表现也相当茫然。中科院化学所原所长胡亚东因此感慨地说：“这就是我国的现实公众享受着科学家带来的科技成果，却不知道科学家是谁。”

　　其实，胡亚东先生不必对此感到愤愤然，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程度低，不仅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世界性的难题。这和公众的科学素养、价值取向相关，也和大众传媒的聚焦选择相关，人们显然更容易关注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人与事，更容易关注能带来感官和精神愉悦的人和事。因此，公众对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家的认知比较淡漠，是十分自然、强求不得也埋怨不得的事情。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科学家不要做“世外高人”，要改变深居简出、只坐冷板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角色定位，在潜心学术的同时，将眼光更多投向社会大众，乃至走出书斋，走上科学普及的舞台（包括报刊、电视、网络等），用贴近大众的话语传播科学之美、科学之真。

　　这样做，表面上看有点大材小用，其实是提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的必须。而且，科学研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对公众负责。严格来讲，不但在科研立项、选择研究领域等问题上有责任向公众详加“说明”，在科研进展中也应该自觉给公众进行“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培育良好的科学氛围。当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明X射线后，把自己用射线为妻子拍摄的照片投到当地一家小报社。第二天就是元旦，结果，德国人相互问候的话语不是“新年好”，而是“你看到了伦琴的射线吗？”我想，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自然、和谐的互动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在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中加强与公众沟通交流，鼓励著名科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参与科普创作”，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另一方面，传播机构不要做眼睛发亮的“狗仔”，要增强责任感，提升科学素养，做科学与大众的桥梁。要让科学研究和科学家走近大众，新闻、出版等各类传播机构责无旁贷。然而，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到总节目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而我国电视台只占6％左右。特别是我国现在的大多数新闻媒体，缺乏成熟、内行的科技报道记者，有的一辈子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甚至根本就不懂科学，却在长年累月地发表连他们自己都不懂的科技报道。

　　在美国，许多科技报道记者都堪称某一领域的专家，留下了不少佳线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场学术讲演，《》记者欧文发回了一篇报道。总编辑卡尔范安达对报道中的一个方程式产生疑问，欧文便请帮助写报道的一位物理学家重新审阅，物理学家肯定地说：“爱因斯坦博士就是这么说的。”可范安达仍不罢休，要求欧文向爱因斯坦本人求教。爱因斯坦看过后惊讶地说：“天啊！你们总编辑说得对，是我往黑板上抄写方程式的时候出了错。”我想，有一天如果我们的媒体人能够高明到给院士改错的地步，也许科技报道才会走上健康良性的轨道。

　　《古兰经》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我可以让大山走到我的面前。可连呼三声后，大山依然屹立不动。于是，说：“山不过来，我过去！”可见，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移山，想接近大山，唯一的办法是主动靠近它。我想，提升公众对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家的关注程度，显然也不能依赖公众的自觉靠近，而必须通过科学家自身和传播机构的共同努力，让科学和科学家主动走近公众。